如果西安事变中杀了蒋介石,抗战会如何发展?中国会怎么样?

浏览:3207   发布时间: 09月24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起兵变,于西安囚禁蒋介石,迫使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史称为西安事变。经过共产党斡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在护送蒋介石飞抵南京后,便被长期监禁,而杨虎城则惨遭杀害。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或许不禁会问:“蒋介石屠杀了我党那么多人,同时在九一八事变时丢掉中国东北,为什么我党还要力争放掉蒋介石?”如果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杀掉,是否就不再会有后来的解放战争?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蒋介石与张学良)

西安事变暴发后,我党做出什么反映

1936年10月29日,身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在寿宴上,张学良再次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怒斥。备受数落的张学良在走出龙门别墅时,除了对这个“宛如父兄”的领袖深感失望之外,自己也暗下了一个更大的决心——

12月12日凌晨5时,伴随着几声激烈的枪响,由张学良、杨虎城主导的“对蒋兵谏”正式暴发。经过一场简短的战斗,东北军便抓到了试图从卧室跳窗逃跑的蒋介石。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则扣留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不久,张学良、杨虎城便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并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告知了延安。

(报道西安事变报纸)

在听闻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消息后,我党最初十分震惊,据毛主席回忆称:“我们起初一直以为是收到了错误的消息,但在接到3、4封发来同样的电报后,便不得不信了。”随即,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纷纷聚于毛主席所住的窑洞内开会,并最终决定对张、杨二人发起的西安事变予以支持态度,并提醒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一定要交于自家部队看管,莫要移交给其他部队,以防不测。”而张学良在得到我党表达支持态度的来电后,也十分感动,便在事变的第二天回电给周恩来表示“希望能到西安一趟,与我等共商大计”

但是,接下来摆在我党面前的,就是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一问题。对于蒋介石个人而言,在他执掌国民党大权时期,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对红军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五次大规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长征,使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英雄牺牲,因此红军上下当时无一不希望除蒋介石而后快。但是,从政治大局的角度来说,被囚禁在西安的蒋介石从名义上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如果让蒋介石毫无理由地死去,那么势必会引发全国的动荡——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正是趁蒋介石发起中原大战和对红军围剿无力用兵,而对东北发动侵略。如果中国此时再出现大的变故,那么难保日本不会坐获渔翁之利。

(西安事变时前去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最终,毛主席等党领导作出决定: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同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并交由人民进行审判,获得他应有的惩罚,毛主席将其称为“十年血债”。但是,蒋介石究竟是生是死,我党并没有做出论断,而是相信“人民对此自有公论”。

可是,正当我党呼吁“将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之际,却出现了一个反对的声音,并且成为了后来影响西安事变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这个声音,便是共产国际。

苏联为何介入西安事变,呼吁张学良“放蒋”?

西安事变爆发后,和我党一样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的,还有远在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其中反映激烈者当数何应钦、戴季陶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对待西安事变应当采取“武力解决”的态度,并且一度声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苏联、我党一起酿造的“阴谋”。

然而,此消息一出便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否认。同我党一样,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暴发从未有过预知和判断,更不用提及何应钦等所谓的“参与谋划”。事实上,何应钦此番激烈的“武力讨伐张、杨”的举措,反而让身在西安的蒋介石多了几番被“撕票”的风险,对此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更是对何应钦严加斥责,认为其利欲熏心,试图借西安事变取代蒋介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读宋美龄来信)

经过苏共高层的商讨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认为:从西安事变中的国民党反映来看,虽然国民党长期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敌意,但是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宋美龄一直以来代表美国利益,而何应钦则更偏向于日本。此番西安事变是否和平解决的争论,也恰好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和国民党内部支持抗日的一派进行合作,那么总体上是对中国革命有益的。最终,苏联共产国际将讨论的建议通过电报传至了我党,而我党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与此同时,苏共也认为“虽然蒋介石在此前对红军的围剿中罪大恶极,但为了当前中国的稳定,应该对其予以释放”。因此,苏联方面的《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刊登社论,呼吁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从此,“苏联和我党谋划西安事变”的阴谋论,也就不攻自破。在蒋介石表示接受“团结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后,我党也就收回了此前“罢免蒋介石,将其移交给人民进行审判”的呼吁。

从日本反映态度,来看“放蒋”孰是孰非

同苏联一样,对西安事变前后做出激烈反映的国家,便是日本。12月13日,日本报纸最先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遭遇囚禁的消息。在同一天,日本外务省便召开会议,商量日方应该对中国的西安事变持有什么态度,最终外务省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静观其变”。

但在日本得知张学良提出的“团结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后,日本方面的态度便迅速发生了转变,不仅声称“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国的叛逆分子”,而且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敢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那么日本将不惜做出断然反映。”12月17日,在西安事变暴发5天后,日本更是派遣海军陆战队驻扎上海、汉口等地,表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杨虎城持有妥协态度,日本将坚决反对。”但同时,日本还不惜发射糖衣炮弹,声称“如果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对红军的围剿,日本方面不仅会令关东军停止对绥远军的进攻,而且将给予南京所有必要的援助”。

(日本关东军)

但是,经过最终国、共两党之间,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在表示接受“团结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同时,张学良也对其进行了释放,并且表示“愿意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而关于事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张学良一人承担”。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结果,无疑是让日本方面感到大跌眼镜的,为此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便对当时的民国外交部长张群发出警告:“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和日本的东亚战略恰恰相反。”

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确实为中国的一件幸事。不仅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当时的各地国民党实力派军阀也称赞了张学良的行为。其中,立场较为中立的有云南军阀龙云,他在12月14日的电文中表示:“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张学良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并对西安事变抱以同情态度。而对西安事变抱有支持态度的,则有李宗仁、韩复榘。李宗仁在12月16日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有需要,桂军可奉中央之命北上。”而在后来的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也兑现了他的承诺。而韩复榘则于12月21日毫不避讳地称赞:“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英雄的壮举”,并且声称“自己如果受中央之命向西进军,会提前通知张、杨避免接触,以免产生误会”

(张学良,李宗仁、蒋介石和宋美龄等人合影)

最终,在西安事变爆发的7个月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在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因此,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来看,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是当时情景下几乎唯一的选择。从国内角度而言,如果当时蒋介石被杀,那么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便会以此为由,向张学良、杨虎城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届时中国将爆发更大的内战,而这将使得日本坐获渔翁之利;而从国际角度而言,除日本以外,苏联、美国以及欧洲各国都呼吁中国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蒋介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为远东反法西斯战场领袖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行)

可惜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合格地扮演了团结当时中国抗日力量的符号,但是他永远不是一个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治家。在西安事变之后,护送他返回南京的张学良便遭到了长期的软禁,而同样参与事变的杨虎城则被其杀害,声援西安事变的地方军阀韩复榘也被他押至军事法庭,搪塞以罪名判处死刑。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更是发起反人民内战的罪魁祸首,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蒋介石始终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在面对中日民族矛盾时,他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外反对侵略。可一旦外力消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进而再走向覆灭则是他必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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